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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有距離的旅程-當代水墨的全球化文本
建立日期
2019/04/01

2019 水墨現場台北展博會 學術論壇

 

《沒有距離的旅程-當代水墨的全球化文本》

 講 者

許劍龍,水墨現場創辦人兼主席

樂大豆,香港/上海Arthub創辦人兼總監

 

前言

首屆水墨現場台北展博會已於2019年1月19日至21日展開,展博會期間舉辦了7場藝術講座,首場藝術講座《沒有距離的旅程—當代水墨的全球化文本》,邀請到水墨現場創辦人兼主席許劍龍、以及香港/上海Arthub創辦人兼總監樂大豆,探討全球化水墨藝術的生態以及未來發展。

 

許劍龍:

很榮幸水墨現場第一屆展博會的學術論壇由我打頭陣,座談會中邀請到我許多身邊的好朋友來,分享我們的經驗。水墨現場是一個具備多功能和跨地區的平台,而展博會是其中一個重要的項目,同時間我們也有自己的社交媒體和出版,《墨・聞》創刊號在開展首日正式對外公佈。

 

未來在每一個城市,我們希望透過學術論壇,與不同的藝術機構和專家,共同來討論水墨相關的主題。這場論壇的另一位講者,是駐上海,同時也是駐義大利非常有名的策展人、藝評家、以及藝術推動者—樂大豆先生。

 

樂大豆:

我在上海住了25年,1998年到2010年之間,管理一家當代藝術的空間—比翼藝術中心(Arthub Asia),在那邊,我聽到很多藝術家在討論:「什麼是當代、什麼是現在的藝術?」從我開始在藝術領域工作後,一直有這樣的問題,我們如何去分析現在的藝術?

 

1998年我剛到上海的時候,那時並沒有很多人注意當代藝術、也沒有太多藝術空間以及畫廊。除了我設立的非營利機構Arthub Asia外,在地只有幾個比較重要的畫廊,像是香格納畫廊(ShanghART),當時的畫廊還位在上海波特曼香格里拉酒店裡面。那個時候,我開始思考,如何跟我的團隊去支持當地藝術發展,而在這之中,「當代」一詞是很重要的主題。在中國,藝術分成兩個渠道,一種是前衛、西方化的藝術,另一種則是有別於傳統的藝術。我覺得是蠻奇怪的事情,為什麼中華文化去發展兩個沒有關係的藝術渠道,近幾年我與許多專家學者和藝術家,一直在溝通這個問題。我在義大利的時候,他們不太會區分什麼是傳統、什麼是當代的,但在中國這兩者是分開的。

 

許劍龍:

那麼你覺得,義大利人或是歐洲觀眾怎麼去看待東方水墨?當你在義大利發表或策劃水墨相關展覽時,跟在中國大陸相比,大家對於水墨這個媒材的看法,差別性在哪裡?

 

樂大豆:

我的經驗大部分來自與中國合作,但相較中國,香港和台灣又另種關係,台灣年輕的藝術家,像蔡佳葳或吳季聰,他們沒有很清楚的區分,什麼是水墨、什麼是西方。老實說,我覺得中國大陸、台灣和香港,雖然都屬於中華文化,不過本質是完全不一樣的,中間有許多區別。

 

回答你的問題,我十八歲才到中國,而且一直住在上海,我在義大利和歐洲的經驗,中國藝術和亞洲藝術是有所差別。在九十年代,當時聚焦在前衛藝術的藝術家,在中國開放之後,就變成是主流,像是藝術家張曉剛,受到藝術市場很大的關注。

 

關於水墨,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,水墨在中國的歷史特別悠久,在國外跟水墨相關的展覽,包括了書法和風水,但這些東西很難去介紹。所以我一直看到的展覽,囊括了很多項目,像是傳統中國重要大師、年輕藝術家,討論這些文體是如何去交流?這個「距離」就是主題,這個距離在哪裡?怎麼把距離變成不是距離?這是很重要的,而且也是一種工作。如果你在這兩個世界擔任橋樑的角色,要如何找到連結點,這個是最難的事情。

 

許劍龍:

「沒有距離」是我們在做水墨的時候,面臨的挑戰,也是很值得去探索的議題;這個距離感給了我們陌生感,但同時間也產生親切感。那這樣的感覺我可以解釋一下,譬如說我來到台北做水墨現場,思索如何把水墨的多樣性,它的面貌、媒材呈現,它可以是跟文化傳承有關,因為藝術是重要的文明表現,同時蘊含著這個國度的歷史。對於我們來說,水墨一詞,同時間要表達「東方」以及「當代表現」。 「當代」這個詞,意思是跟當下有關係,跟當下有關係、就是跟我們的生活有關係,跟我們所接觸到的全球文化經驗有關。

 

方才所提到的這些元素,要如何融合在水墨中並深入探討,就非常具有挑戰性。為什麼?我來到台北、我去了倫敦、米蘭,但當我要表達一種水墨創作的時候,要拿出什麼樣的水墨作品?要用什麼角度去跟大家交流?這是有難度的,但我覺得這個難度,是有這種可能性在裡面。

 

 

 2019水墨現場台北展博會

 

樂大豆:

對的,難度肯定是有的。在不同文化間如何搭建橋樑,這肯定是最難的。首先,理解自己的背景,或是看你所處的城市,這樣本體化的需求是特別有趣的。舉例來說,像「翻譯」這樣的問題,不單是表面語言的翻譯,而是種「移義」(foreignisation),就是如何融合自身文化背景而進一步的翻譯和轉化,我覺得是這件事情,在西方是很迫切的問題。

 

我曾參觀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(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),在兩三年前舉辦的當代水墨展覽《當代中國水墨的過去與現在》,展覽所呈現的水墨議題,我覺得是比較表面的,有種中翻西的感覺。

 

許劍龍:

在西方,譬如說在威尼斯,需要大量的裝置藝術、概念性作品,這種視覺經驗是他們接通藝術的表現,有種「沒有距離感」的感覺。但來到台北,我特別避開了這個,而是以東方美學為核心,呈現一種文化經驗,所以我花了很多時間跟畫廊和策展人溝通,討論是否單純就東方美學的角度,去進行策劃;同時間大家可以在台北當代,看到以西方主流意識形態所產出的藝術創作。相較下,水墨現場要表達的理念就相當明確,因為我們正在把這個「距離感」放進每個場地、每場活動與展覽,挑戰自己、也挑戰觀眾,怎麼去理解水墨。

 

樂大豆:

有一個問題,由我來說可能有點奇怪,但我相信是對的,就是亞洲對西方的理解,比西方對中國和亞洲的理解多,但是要如何縮小這個文化差距(culture gap),我覺得是很大挑戰。

 

我最近從上海回到米蘭,這中間已經間隔了二十五年之久。在那一年,我在米蘭定居但經常往返上海。我覺得很奇怪,在歐洲應該會對中國文化感到興趣,而且在中國和亞洲地區有這麼豐富的藝術資源。

 

但是在歐洲,除了在英國曼徹斯特有個研究亞洲文化的中心,沒有一個專門的美術館或是藝術中心在研究中國或亞洲文化;雖然目前為止有許多的文化交流,不過都相當表面。我覺得目前為止在歐洲地區關於中國藝術的展覽,還沒有真正提供西方觀眾,深入了解中國文化的機會。

 

 

 2019水墨現場台北展博會

 

許劍龍:

是的,若是把水墨放到亞洲以外的地區去推廣,我們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。假如我們從歷史角度去看水墨發展,並把它放到全球語境下,以我的親身經驗來說,我會以一個客觀的角度,不會因為說我是東方、而且是做水墨的,就局限自己一定要用什麼方式呈現。

 

大英博物館或西方重要的美術館,他們有研究中國、印度、日本、韓國等地的藝術,但在他們的體系裡,東方是屬於地區性(regional),然後在那個地區性,不論中國、台灣或是香港,都只是其中一部分,這牽涉到西方如何去觀看世界政治的格局。

 

我們常常強調,我們的人口基數很大、水墨中國藝術家和藏家也很多。但是為什麼另外一個世界裡,西方世界看到我們,就覺得東方是地區性的,但我們反過來看西方的時候,就覺得他們是國際。可是如果以人口基數來看,我們不是更多嗎?我們應該是代表國際吧?

 

我覺得「距離」很核心的問題,是要去追溯這個背景,因為從過去兩百年到現在,不論是藝術、政治、文化和經濟,西方都是作為主導的角色。

 

樂大豆:

但是我覺得作為一個文化人,你可以去改變這個背景,這是一個需要迫切處理的問題。那當然作為一個西方人,我說這句話是蠻奇怪的。作為一個文化人,你在觀看一件事情,不能只從內部,還可以從外部來觀察。

 

中國的文化系統如何去影響西方呢?大家可以看到熒幕上所播放的紀錄片,這是我與藝術家邱志傑合作的計劃,我們在威尼斯所做的文化交流展覽,展出的地點是Querini Stampalia基金會,我嘗試讓Querini Stampalia基金會與上海震旦博物館有所連結,同時策劃了一個十年的項目,叫做「新路」,代表的是一種希望。這兩間藝術機構都擁有豐沛的作品,Querini Stampalia美術館擁有十六、十七世紀左右,著名西方藝術大師的作品,像是喬凡尼・貝里尼(Giovanni Bellini),而震旦博物館收藏了許多漂亮的玉器和佛像。透過這場藝術交流,東方與西方的關係就變得特別有意義。

 

本來西方與東方是兩件事情,但回顧歷史兩者的交流一直都在,世界文化變成是一個個小區文化,而這樣的本地文化,我們如何讓它受到關注?如何利用它?讓它變成是一種交流的工具,這是很大的挑戰。

 

許劍龍:

所以回到今天,我們現在以台北出發,從台北去看水墨現場,再看水墨在未來的發展以及在全球發展下應該是怎樣樣子的。除了台下的觀眾,我特別想分享給藝術家,即是藝術家在做創作的時候,是怎麼去理解所處的環境,以及對於自身藝術的詮釋。

 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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